上次去紹興辦理案件，家屬就告訴我說，她的親戚朋友對她請一位廣東律師很意外。他們認為如果不信任紹興律師的業務能力，就應該請杭州律師；不信任杭州律師的業務能力，就應該請上海律師；不信任上海律師的業務能力，就應該請北京律師。無論如何不應該去請廣東律師，而且是小城市惠州的律師而不是廣州、深圳的律師。


2017年去北京辦案，老朋友張雨律師就說，餘哥你在惠州虧了，開不起價格。家屬到北京找律師願意支付100元，到了廣州、深圳找律師就隻願意支付50元，到了你們惠州找律師可能隻願意支付20元。我半開玩笑半認真說，看來以後接到大案件要與京城律師合辦才行，個人品牌不如地域品牌金貴啊。

最近惠州幾宗大案件在律師朋友圈刷屏，就經常有律師同行問餘安平、王永平有沒有代理這些案件，辯護詞能不能分享一下。我隻好很坦誠地說，“兩平”是牆裏開花牆外香，可以去外地接到案件甚至大案要案，在惠州則有點對不起諸位了。這些年惠州的大案要案，一些家屬更喜歡找兩種律師，一種是“關係戶律師”一種是“大都市律師”。我們走技術辯護的“小城律師”，反而有些鬱悶了。我們擺出幾個不起訴、撤回起訴、無罪判決、免於刑事處罰或者改變罪名輕判的案例，還不如別人背後的“高人”推薦。

中國傳統就是一個“人情社會”，越是小城市越是如此。因此“關係戶律師”就在諸多案件中處於明顯優勢。中國還是一個“名聲社會”，普通老百姓並不熟悉這些律師的業務能力如何，他們關心的是“大城市來的”律師自然比本地的律師見多識廣，更值得信賴。

這些年我能接到北上廣深的案件，還是要感謝網絡，尤其是裁判文書網與微信。我的不少客戶就是通過裁判文書網查詢到我，或者是閱讀我的微信公眾號文章找到我，他們通過我辦理過的案例知道我的業務能力與辦案誠意。一些客戶見到我時直接說，餘律師不用自我介紹了，你的資料我都查詢過一遍，包括你們司法局網站與你們律師事務所官網。


早年“帶頭大哥”王思魯律師就對我說，你不能隻做本地案件，你一定要做外地案件尤其是大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案件，這樣你才能在大數據搜索麵前體現出你是全國性律師而不是本地性律師，家屬才會按照全國性律師的標準甚至一線城市律師的標準給你付費而不是二三線城市的標準給你付費。這才有我逐漸走出惠州甚至走出廣東，去各地辦案，並“曬”自己的成功案例證明自己是“辦案律師”。

紹興這位家屬，就是在丈夫某甲涉嫌組織賣淫罪後全網搜索相關案例，最終找到我們幾位有成功案例的律師，然後搜索到我們的文章與案例，在電話谘詢“麵試”，最終選擇委托我。當然，人家是西南政法的老畢業生，又在有關部門工作，太熟悉如何通過大數據找到她的“目標”。她在銀行給我們律師事務所轉賬時，還被銀行工作人員提醒不要被騙。按照我們的慣例，都是外地家屬先支付一半費用到我們律師事務所賬上，我們帶上委托手續過去麵簽。她說我查詢過這位律師的資料，司法局網站與律師事務所網站不可能造價，而且“文如其人”他的文字表明他很誠懇。

該案某甲是洗浴中心二股東但不參與經營管理，出現“口交”等色情服務被查獲，公安機關將全體股東與主要工作人員、技師全部抓捕。我介入時已經到了審查起訴階段，我提出某甲“不知情不參與”，而且“口交”不屬於刑法上的賣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也有相應的闡述且沒有被廢止。庭審中我提出“當且僅當洗浴中心都有刑法禁止的賣淫服務時，投資即構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撰寫的理解與適用不屬於司法解釋，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或指引”。11名被告人中有10人做認罪認罰我獨自做無罪辯護，庭審變成了我與公訴人的“一對一對抗賽”。法院最終在法定刑以下做出了3年多的有罪判決，讓我略有些遺憾，缺少那種“幸不辱命”的酣暢淋漓之感。

小城故事多，我已經習慣了這裏的山水風土，不再想離開。我曾說在惠州周邊地區辦案，飛機抵達的城市都是惠州周邊地區。贛深高鐵很快要通車了，是否高鐵抵達的城市，也都是惠州周邊地區？